这段视频引起了我的注意,因为我亲身经历过精神病学所带来的不公正。

精神病学作为秘鲁宗教迫害的工具█

这段视频引起了我的注意,因为我亲身经历过精神病学所带来的不公正。向大家问好,我来自秘鲁利马。

1998年,当时我23岁,我的家人在一位富有的母系舅舅(企业家)的支持下,毫无根据地指控我精神失常。正因为如此,他们把我绑架并送进了一家名为Pinel的私人诊所,不是一次,而是两次。真正的原因是,他们都是宗教狂热分子,无法容忍我脱离天主教,也无法容忍我在闲暇时间手持《圣经》,传播我对各个教会的批评。

即使在我出院之后,他们仍然强迫我服药,并禁止我阅读《圣经》,否则就威胁要再次把我送进精神病院。第三次是在2005年,这次不再是私人诊所,而是一家公立医院,但他们使用的仍然是同样的借口。

在被关押一个月之后,精神科医生当着我的面承认:「你不是精神分裂症患者,你的情况根本不符合任何诊断。」于是我问他:「如果我不是精神分裂症患者,你为什么给我开治疗这种疾病的药?」他荒谬的回答是:「我总得给你开点什么药吧。」

随后,他又补充了一句话,这更加清楚地揭示了这一切背后的真实动机:「你的宗教观点,无论正确与否,都给我自己留着。」显然,我家人的宗教不宽容才是这一切的幕后原因。

多年以后,也就是2018年,他们再次试图绑架我,使用的还是那些相同的诽谤性指控。这一次,导火索是我创建了一个批评宗教的博客。与之前不同的是,在更加深入地阅读《圣经》之后,我不再为它辩护,而是开始质疑其中内容的真实性,指出其中的矛盾,以及那些可疑地有利于罗马帝国的信息,而这些文本正是由罗马帝国确立为正典的。

当时,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,有一个需要照顾的儿子,而且过着完全正常、自主的生活。然而,我的母亲和姐姐——她们是天主教宗教狂热分子,无法容忍我批评教会——却带着四名品行恶劣的警察、一名所谓的精神科医生及其一份医疗证明,并在同一位母系舅舅的经济支持下,来到我居住的住宅院落。他们大声而急切地叫嚷,声称我是一个危险人物,是我自己儿子的威胁,并试图再次绑架我。

他们失败了,所以今天我才能讲述这个故事。

那个星期天我并不在家,但我儿子的母亲当时在那里,我的儿子那时才四岁。面对我母亲和姐姐的大声叫嚷及耸人听闻的指控,住在一楼的房东走出来为我辩护,表示我一直按时支付房租。其他邻居也加入进来支持我,并证实我从未与任何人发生过麻烦,已经在那里住了多年,不是酒鬼或类似的人,而且显而易见,我非常爱我的儿子。

此外,我母亲对我儿子的母亲说:「我们给你钱,但是我们必须把他带走……」对此,她回答道:「他没有疯,我儿子需要的是他的父亲,不是你们那肮脏的钱。」

对我儿子真正构成危险的不是我,而是我的母亲和姐姐。她们来到这里,用一次完全任意、毫无道理的行为给孩子造成心理创伤,并试图当着他的面绑架我。

对一个四岁孩子的心理健康真正构成威胁的不是我的存在,而是他目睹父亲遭到不公正地带走,并且很可能再也见不到父亲所造成的巨大创伤;当他问起我时,他的母亲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向他解释。这才是真正伤害一个孩子。

真正构成危险的是那两个前来实施这场任意绑架的女人,而不是我。

精神科治疗的目的据说是帮助人们融入社会。但如果我本来就已经融入社会,她们究竟想对我做什么?我有工作,有家庭责任,支付自己的住房费用,过着完全正常、自主的生活。在这些人看来,所谓的疯狂,就是我离开了她们的宗教,而且竟敢批评它。

在那次企图绑架事件之后,我前往警察出动的同一家警察局报案。该警局的负责人意识到我来自他此前曾经前往过的那个地方,于是对我说:「我去过那里,你母亲和姐姐带着一份医疗证明来过。」

我向他解释说,那份证明是伪造的,我没有患任何精神疾病,而且正如他自己可以亲眼确认的那样,我说话正常,有工作,过着独立自主的生活,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情况。

他没有接受我的报案,但对我说:「我看得出来你神志清醒。我建议你去做一次独立的精神科评估,然后凭借这份证明你神志清醒的证据,以诽谤罪起诉她们。」

我听从了他的建议,前往一家私人诊所。精神科医生给了我一份表格,要求我填写就诊原因,以及以前是否曾被诊断患有任何精神疾病。

我认为,问题并不只是询问既往病史,而在于这些病史可能变成一种偏见,影响评估结果,使医生无法给出真正独立的意见。

我向医生解释说:「确实有人诊断我精神失常,但那个诊断是假的。」

他的回答是:「如果我给你做出诊断,结果证明你一切正常,他们会认为你给我塞了钱。」就这样,他拒绝对我进行评估。

他建议我向检察机关举报此事,由检察机关安排一次公正、客观的精神科鉴定。

我提交了举报材料,并附上了一些录音和文件作为证据,但检察机关驳回了我的举报。

正如你们所看到的,我的经历表明,精神病学可能变成一种折磨和控制的工具,用来对付那些仅仅因为思想不同、质疑某些信仰,或者持有令周围人感到不快的意识形态立场的人。

我的问题是:当指控一个人的人可以利用精神科证明来诋毁他、促使警方介入,甚至试图剥夺他的自由时,这个人究竟有多少机会为自己辩护?当这些专业人士的诊断可能是出于避免与同事发生冲突的动机,即使不惜牺牲真相,或者受到经济利益、意识形态不宽容的驱使时,又有谁来监督他们?一个人又有哪些途径可以证明自己是任意精神科诊断的受害者?

我的经历让我得出了一个结论:不能赋予精神病学专业人士一种几乎不容质疑的权力,让他们决定另一个人的自由。诊断不应取代司法保障,也不应将意识形态、宗教或个人方面的分歧变成剥夺他人自由的理由。

回复

视频中评论的内容:《你能证明自己没有疯吗?精神病学就是这样开始的》 https://youtu.be/jR27MEwvthY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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